英国十九世纪的女摄影家茱莉亚·玛格丽特·卡麦伦（Julia Margaret Cameron，1815-1879，上图由）出生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，婚前姓帕特尔（Pattle），父亲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中的高官。帕特尔家共有十个子女，茱莉亚是第四个。其中三个早夭，剩下的七个都是女儿。茱莉亚童年在法国度过，在外祖母的照顾下长大，在私人教育中获得了很好的音乐和文学修养，成年后又回到印度，后来也嫁给了一位殖民政府中的高官查尔斯·黑·卡麦伦（Charles Hay Cameron，1795-1881），在1848年随丈夫回到英国，并且和当时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·丁尼生（Alfred Tennyson）和作家亨利·泰勒爵士（Sir Henry Taylor）做了邻居和熟稔的朋友。

　　她的几个姐妹也都回到了英国，因为美貌活泼、多才多艺，吸引了一批艺术家爱慕者，包括著名画家爱德华·伯恩-琼斯（Edward Burne-Jones）、威廉·霍尔曼·亨特（William Holman Hunt）和乔治·弗雷德里克·沃茨（George Frederic Watts）等，这些人也都成了茱莉亚的朋友。她的姐妹后来也都嫁给了高官与贵族。尤其是她的妹妹萨拉·普林赛普（Sara Prinsep）当时的家，一度成为艺术家聚会的中心，被后人称为“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”（而晚些时候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心人物、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，则是茱莉亚的外甥女的女儿）。

　　后来丁尼生为避烦嚣，搬去英格兰南部的怀特岛居住，茱莉亚一家在1860年也搬去了，又和他做了邻居。

　　1864年2月26日，茱莉亚在给她的好友、天文学家（并且对摄影术的发展也有许多贡献）约翰·赫歇尔（Sir John Herschel）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年初，我温柔体贴的儿子查尔斯·诺曼赠了一台照相机给我，我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，独自研究起了摄影。在整个气候严酷的一月份，我在不折不扣的黑暗中摸索，经历了无数的失败，最终获得了不断的成功！”就这样，她成了个半路出家的女摄影师，而且半路出家得相当晚，这一年她已49岁。这时距摄影术的发明还只有25年。

　　于是她的邻居丁尼生，来拜访丁尼生的文化界、科学界的名人，如历史学家托马斯·卡莱尔（Thomas Carlyle）、生物学家查尔斯·达尔文（Charles Darwin），还有她的老朋友沃茨、泰勒爵士和赫歇尔爵士等，都成了她摄影的对象。

　　毋庸讳言，卡麦伦属于英国的中上层阶级，出入于英国上流社会，但她感兴趣的摄影对象并非贵族或高官，而是男性里面的诗人、艺术家、科学家（也许今天的批评家们会刻薄地称他们为“老白男”）。

　　一个艺术家应该利用她所能获得的所有资源，这一点无可厚非。茱莉亚利用了她的身份地位和社交圈子，加上她的艺术敏感性，给我们留下了一批维多利亚时期的优秀文化人物的肖像照。

　　茱莉亚风格的特点，就是她的肖像照看上去都稍稍有点失焦。这些作品中的杰作，也许是茱莉亚给卡莱尔所拍的一幅肖像照（下图，摄于1867年）。照片中一道侧面来的光线斜斜地掠过卡莱尔的脸部，照亮了他左侧的脸部，右侧的脸则处于灰暗中，只有眼珠子里闪着一点微光。照片中的卡莱尔头发花白，胡子拉碴，面容憔悴，表情哀伤。此时的卡莱尔72岁，他的妻子刚刚过世，此后他未能再写出任何重要的作品。但尽管如此，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慧，还是从照片中浮现出来。轻度的失焦造成的效果，用茱莉亚自己的话来说，就像是“米开朗琪罗的一尊尚未打磨的粗糙雕像”。

　　她给赫歇尔拍摄的几幅肖像照也极为成功。从她在赫歇尔家给他拍照前写给他太太的信中，大致可以知道她的工作方法：“房间简陋些没有关系，我所要求的，只是除了一扇窗或一道隙缝之外，所有其他的光线都要被排除，我自己会在那里挂上一块黄色棉布。”也就是说，她要的是一道经过柔化的方向性较强的光线。照片中的赫歇尔白发蓬乱、嘴唇上留着胡子茬，但整个人透出一股文化与修养的气息，眼睛中闪着智慧与深邃的光。赫歇尔对她所拍的肖像极为满意。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：“我觉得，戴着便帽的老年男子（即他自己，下图，摄于1867年）的那张照片，是摄影艺术的顶点，远胜我之前所看到过的任何摄影作品。”

　　茱莉亚给这些文化名人所拍的照片，是摄影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特写照片：她的照片多数只拍出人物的脸部和肩部，脸部多数时候为侧影与半侧影，也有少数正面照；背景基本为全黑，以突出人物。但最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艺术敏感性，在她的照片中呈现出来的这些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：他们的学养、优雅、智慧、精力与勇气。

　　她的另外一类摄影对象，则是女性里面的美人，包括她美貌的女仆、外甥女等，还有可爱的小孩。（她晚年在锡兰，即今斯里兰卡，也拍过一些当地人的照片。）她最喜欢的模特儿之一是茱莉亚·杰克逊（Julia Jackson），她就是后来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和画家凡妮莎·贝尔两姐妹的妈妈。看她给茱莉亚·杰克逊拍的照片，确实和伍尔夫长得很像。

　　和她给男性所拍的照片不同的是，她给这些青年女性所拍的照片所用的是柔和的光线，突出的是她们的柔美。她还常常会让她们扮演《圣经》、文学作品或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，让小孩子戴上假的翅膀，扮演安琪儿等。

　　贝雅特丽齐·钦契，茱莉亚的外甥女梅·普林赛普所饰。茱莉亚·卡麦伦摄于1866年

　　如果说她给老白男所拍的照片多少借重了他们的名誉地位的话，那么她给女性和儿童拍的照片就完全靠他们本身的美来自立了。

　　尽管当时的艺术家和评论家（尤其是成为她拍摄对象的人）对卡麦伦的人像摄影赞不绝口，但专业圈子里对她的作品的评价却一直比较严苛。她在1864年参加了伦敦和苏格兰的摄影协会。她送了5张照片参加伦敦摄影协会的第十届年展，评委们对她的作品作出了刻薄的评论：“她不应被摄影界以外的报刊对她作出的外行称赞所误导。只有在她学会正确地使用她的设备以后，才能拍出较好的作品。”

　　得到这样的评论后她并不气馁，又送了23张照片去参加苏格兰摄影协会的第九届年展。得奖的是亨利·皮契·罗宾逊（Henry Peach Robinson）的一张更为清晰的照片。对此卡麦伦评论道：“获奖的照片叫做‘布兰达’。这张照片清楚地向我表明，对这门艺术的评委们来说，桌布、座椅和圈环裙的图案与细节，是至关重要的东西。”

　　罗宾逊对她的作品的评论也同样不客气：“一位女士的照片，其中许多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合格的……摄影的使命不是拍出些模模糊糊的东西。”

　　那么是不是卡麦伦不会对焦呢？关于这一点她是这么说的：“在对焦时，当我看到某种对我的眼睛来说是很美的东西时，我就住手了，而不是像所有其他摄影师坚持要做的那样，一定要把镜头转到更清晰的对焦。”也就是说，对她来说最关键的是美，而不是清晰不清晰。

　　在摄影术的早期（不像在自动对焦已经高度成熟的今天），因为清晰度比较难以获得，所以它是特别受珍视的一个品质。所以卡麦伦对这一点的忽视，才特别让那些绅士摄影家们恼火吧。

　　茱莉亚的摄影艺术在18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高峰。但在1875年，她丈夫在锡兰购买的咖啡庄园在经营上出了问题。因为知道不太可能在有生之年回到英国，她和丈夫携带棺材，随儿子一起去了锡兰。她在那里拍了一些当地泰米尔人的照片，到1879年即因病去世，年仅64岁。她的摄影生涯只持续了15年。

　　在十九世纪，专业圈子里对茱莉亚的摄影评价一直很低。但在二十世纪，对她的评价发生了变化。美国摄影评论家阿尔弗雷德·斯蒂格利茨（Alfred Stieglitz）写道：“卡麦伦夫人的作品，是摄影史中的少数‘经典’。”

　　茱莉亚的摄影实践告诉我们，在艺术里面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。为了美这个目标，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即便是被摄影师们奉为圭臬的“对焦要实”这一信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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